【常恩山】北京人，满族，1949年7月进北京第一机床厂参加工作，195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7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，1959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，1965年11月20日到自贡，参加长征建厂工作,1985年8月在长征机床厂病退。

　　1965年11月中旬领导找我谈话，通知我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，我听后啥也没说，回家收拾收拾就在16号和张存信、鞠鸿泉、李敬成、乔士福、陈传玉、冯鹤印等12个人上了火车，20号就赶到了自贡。当时刚开始建厂，只有一台车床一台铣床，主要用于基建和安装设备。那时真难啊,厂里磨刀都没办法，好在那时协作精神非常强，领导一联系，我就背上几十把刀具，一早就去赶公共汽车到机- -厂磨刀，晚上又赶公共汽车回厂。建厂时正在搞基建,新的人员不断的到来，从老厂运来的零件差不多已到齐，可是装配车间的行车却未到，那时大家的工作热情特别高，没有吊车就靠人工进行装配，肩拾、手抱什么招都使出来了，成功地装配出2台X6132万能铣床。当时自贡电筒厂派人守在现场，包装都没要就运走了。

　　那时，我和张存信就住在厂区旁边的一户农民家中，在建厂基本建设都未完工的情况下，产品就出来了，那种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心想支援三线建设任务离完成不远了，我也快回去了。可就在这时领导找到我,要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带头将全家迁到自贡，以实际行动支援三线建设。我想:我是党员，又是全国劳动模范，干啥咱也不能不带头啊。于是匆匆回到北京，将老母亲安顿在兄长家，1966年5月24日，在锣鼓喧天的热烈气氛中，在北-同事们的欢送下，我全家6口踏上了扎根自贡的征程，那一年我37岁，最大的孩子11岁,最小的孩子才1岁。

　　那时，我的工资是72元，每月给老母亲10元。我们那时在北京睡的是炕，搬迁时要添置的家具、东西又太多，钱上实在挪不开，后来向厂里借了500元，直到1975年才将借款还清。到自贡的当晚和以后一段时间，我们全家是在砖头搭起的木板床上睡觉，北方生活和自贡生活上的差异使我至今都很难适应，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困难我们都克服了，我们那代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利益，只是希望将自己的工厂建好，为毛主席争光。

　　七十年代末，工厂已形成批量生产，但产品单一。为了拓展业务,工厂成立了“三结合"攻关小组,我是成员之一。 接的第一 个任务就是两台液压仿形铣床的生产。在试制过程中，液压仿形铣的导轨加工成为难题，要求只允许4丝(0.04毫米)以下的误差，可是当时的加工母机的误差就是28丝，怎么办?生产厂长郑学增和乔士福、鲍希圣、谢锁林等人，还有我在大件开攻关现场会，出主意想办法，大家真是绞尽了脑汁,最后终于想出了超常规的加工办法，解决了这个难题。加工完第一台一检测，嘿，3.1丝，合格。第二台2.9丝。那种用没达标的设备,干出达到标准的活,那高兴劲就甭提了。虽然那时也累，也有不顺心的时候, 但是我们看到工厂- -天一一天好起来，感到:值!

　　人老了，故土难离的情结也就更深了，落叶归根的想法也就越来越浓了。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已不可能实现了，因为我的儿女们已融入自贡，先后进人长征工作，在自贡落户扎根了。

　　(长征公司党委办供稿)